结论--史权、史责与史家六
史家的范围常常被史家自己所忽略,以致于自己扩大史家范围时,也不能自觉 自己已经扩大史家范围了。例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十口相传为 古」,显示人们口耳相传信实之事,辗转所传的人们皆是史家;乃至私撰史籍者亦是 史家,因而扩充了史家的范围。再如,杜维运建议「建立即时记载天下事的制度」, 建议应该以声音、影像记述历史,也是将史家扩充到新闻工作者与大众媒体工作者。 然而,梁启超、杜维运并不自觉史家之扩充。 由此可知,史家一向不知史家之范围,亦不知自己何时已扩充史家之范围。再 者,史家亦常不知史家所应作者为何事。例如,卢建荣对于新文化史家123 如此说: 他们都拥有好几把刷子,往往不让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换另一把刷子。 每一部史着都是一个新天地,这是一种狐狸型的学术性格,正是国内史学界的绝大多数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这些新文化史家不仅花样百出,而且层 出不穷。他们让文化概念呈现一种复数形式,每一本史着就是一种具体而微 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国内史家将文化界定为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动辄 不是讲「中国文化史」,就是夸称「台湾文化史」,活像古往今来只有一种, 而且只有一套国族属性的文化。这是文化思维的改变,是国内史家从未想过 的一种新治史经验。124 卢建荣对于国内史学界将文化界定为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是只有一套 国族属性的文化,深不以为然。诚然,国族尚且是变化不定的,随之而生的文化当 然也是多变的,不可能是单数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但是,史学界不应该因此就拥抱 不仅花样百出,而且层出不穷的新文化史,错认为是史学的核心与常轨,使得史家 似乎成为追赶潮流的时尚家。因为「文化」是人类一时彼此约定的世间习俗,而经 常改变的。即使我们能够在脑中了解其情况而「重现」过去的文化,那也只是对于 不同的事件的了解;虽然也是获得知识,但却是属于史学三种知识中价值最低的知 识。史家耗费心力,累积庞大无常的史籍,却只能得到价值最低的知识,只能等待 时尚转变时被遗忘于历史中,岂不可惜于难得的人身?史家何不以相同的心力,以 实证主义亲自验证法界的真实相,以验证「大一统」的法则与其根源的真实存在, 获得法界中常恒不变的知识,岂不是以逸代劳、披沙拣金,不空过一生的智慧之行 吗? 史家不但不知所应追求的智慧有三种层次,甚至因为过去东方王朝以王权箝制 思想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西方罗马教廷以皇权箝制科学而认定「地心说」 的历史现象,史家便错以为知识只是权力运作所决定。例如,黄进兴描述后现代学 主义史家的观点: 傅柯更申言之,真理亦非自外于权力;非如人文主义的幻想,真理出自自由的精 神,孤独的冥索或特殊的禀赋。真理实系俗世的一环,经由重重的牵绊,与权力 运作相连结。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真理的机制」(régime of truth),以判定可接受 的论述,分辨陈述的真假,以及寻求真理的程序与方法,并指定代言人。125
傅柯(Michel Foucault,别译为福柯,1926-1984)错以为历史中一时被视为「真 理」的知识,就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主张「真理亦非自外于权力」。其实,最究 竟的「真理」—第八识如来藏心理体的永恒存在,是自外于人力的权力,而且有 外于人力的强大力量遍及宇宙与生命。这种强大的、普遍的、大一统的力量非如人 文主义的幻想,出自自由的精神,孤独的冥索或特殊的禀赋,而是可以经由不同的 人以实证主义加以验证而不落入幻想。退而求其次的真理,亦非来自于权力,而是 来自现象界中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一切世间智者所共同认定无疑的;凡是违背世间 智者共认的世间真理时,就必须为他妄行史权而说的话或写的文字,负起其应负的 史责。相反的,重视「真理机制」的史家,只是追求于短暂的「机制」而非永恒的 「真理」,终将被历史淘汰,而且必须于命终后负起应负的史责。因此,后现代主义 史家只知世间的权力,却不知道有相对应而且永远不可能被改变的后世沉堕的史责 存在。如此史家所叙述的史学,有何知识可言?追逐于一时的权力,却终将被淘汰 的史学,又有何权力可言? 抚今追昔,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志者,于今 安在?司马迁尚且不能正知史家之所应作者,无怪乎今之学者,只知求思想、风俗、 文化等等无常之变,不知应求不变之法则与根源。既言因果法则,则必然有因在前, 有果在后之时间迟延,犹如俗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系世间因果律则必然之现 象。司马迁不能正知三界边际,不能知众生三世因缘果报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如 何能探「究天人之际」呢?只求通于古今之变,不知求于古今流变之间有其不变之 法则与根源,则希求能「通古今之变」者,不过是妄想与猜测而已。于是史家求于 「成一家之言」,与司马迁所评之六家,又有何差别呢?对应于史迁所言史家之志 者,真史家曰:究缚脱之际,通变与不变,成大一统义,非一家之言。 古今史家一向不知史家之范围,人们亦不自知是史家而忽视史学,是史学难以 进步之盲点。史家不知史权为何,更不知有史责应负,更是史学流于荒乱之境地的 重要原因。史家尚且不知真史家与假史家之别,则不知史家之典范为何,其能效尤? 因此,敬祈一切史家皆能慎重于史权的施行,庶几后世能免于堕三恶道的史责;亦 祈一切史家皆以实证主义验证史学的最高知识,能尽得解脱智慧与实相智慧而成为 真史家。 最后,本文获得以下的结论:
1、 史家从种种事实中选择与诠释部分事实,以显示其知识与价值的权力,即 称为史家之史权。史权是史家共同一致之特征。
2、 史权与统治权不同,中国史官参赞的统治权,不是史家的特征。中国史官 襄赞帝王的统治,只是帝王的赏赐,并不是史权。
3、 取得官方史料与资源,并非史家真正的史权。史家对于统治阶层协助获得 统计、史料、档案、研究经费的理想期待,对于史家「秉笔直书」的史权, 是彼此相冲突矛盾的。
4、 史家施行史权的基本原则,即是七圣戒而贯彻之,则可称为善尽史责的有 智史家;若是不能贯彻七圣戒善尽史责者,则是无智史家。
5、 以君亲隐讳之类的曲笔「维护封建统治」与「维护名教」,是经常与史实矛 盾而不能相合的。
6、 史责不是由任何人对史家课以责任,而是法界中「大一统」而真实存在的 因果法则,形成史家施行史权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而无一人可以逃于因果 律则之外。
7、 史责的三个层次:(1)七圣戒与其他戒律威仪的小缘威仪戒行;(2)大一 统的因果法则;(3)因果法则的根源。其中,因果法则根源的存在,是最 高阶位,大一统的因果法则次之,小缘威仪戒行则更次之。
8、 新闻工作者也是史家,是史家应该扩充的范围。大众媒体工作者也是史家, 是史家范围的再度扩充。人人皆是史家,是史家更大的扩充。十法界有情 都是史家,是史家完整的范围。
9、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无智而轮回生死的假史家所说。「非我族类, 其心平等,有生必灭」,是声闻缘觉等有解脱智慧的解脱史家所说。「非我 族类,其心平等,不生不灭」,是诸佛菩萨等有实相智的实智史家所说。解 脱史家与实智史家,才是真史家。
10、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假史家所误认应作之事。「究 缚脱之际,通变与不变,成大一统义,非一家之言」,是真史家应作之事。
123 新文化史家是指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以有别于传统的文化史。
124 卢建荣著,〈导读一:井底蛙与他山石〉,页 ix-x,陈建守主编,戴丽娟、谢柏晖等译,《史家的誔生》,时英出版社(台北),2008。
125 黄进兴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民书局(台北),2006,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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