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藏传“佛教”的历史演化
第一目 短浅而深植鬼神信仰的历史文化
【有关西藏民族的起源,西藏史书普遍记载了猿猴与罗刹女交配而产生西藏祖先。两千多年前,青藏高原上即流行著本(Bon)教,Bon即蒙古语巫师之意,系萨满教的一支,“如天本(崇天──代表整个自然力量的意象概念)、魔本(崇魔──某种神秘力量的象征)、赞本(崇赞──本教古籍中主宰人间之神)”】3等多种崇拜大自然界诸鬼神等神秘力量。虽然苯教信仰后来随著藏传“佛教”的兴盛而没落,但此种文化实已根深柢固地融入藏传“佛教”中4,几乎是完整的保留下来,直至今日仍可在包括达赖等喇嘛们所传的法中明显地看到,例如,从1954年到199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就亲自公开主持《时轮经》灌顶仪式不下二十五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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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冉光荣,《中国藏传佛教史》初版,文津出版社(台北),1996,页3。
4请对照GiuseppeTucci著,刘莹?杨帆译,《西藏的宗教》第五章及第七章中所述。
5耶律大石,《西藏文化谈》,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08,页89~91。所谓时轮经灌顶之内涵,于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读者阅后即可了知,西藏苯教的文化传统,如何保存在所谓的藏传“佛教”中。
根据史料记载,在西元六世纪,西藏高原分布著中国人泛称为“羌”的说藏语的小国家和部族。在西元七世纪时,藏王松赞干布(西元568~650)时期,统一了西藏并创制了文字。公元585年左右,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王室迟尊公主。迟尊公主携来了西藏第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并修建了大昭寺。公元637年,唐史称作吐蕃的西藏国王松赞干布率兵攻吐谷浑,p.63首次与唐朝发生冲突;公元640年派噶东赞迎娶唐宫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也携来了释迦牟尼佛像并修建了小昭寺。
根据《贤者喜宴》、《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世系明鉴》等书所载,松赞干布派遣了吐米桑布扎等16人赴印度修学,返藏后依梵文创制了新的藏文及文法规则,并开始翻译佛法经文。传统上,藏文的使用和教学,与宗教活动关系密切。因此藏文教学及传承都要仰赖寺院,一般平民百姓学习的机会不多,而寺院也以诵经、学习经论、译经为主,可说藏文几乎是为宗教而存在的。
甚至到了西元十三世纪时的元朝,在《元史?释老传》中对西藏尚有“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的描述。
日人山口瑞凤于其《西藏佛教史略说》绪言开头就说:【“西藏”曾长期为猎奇的对象、贫困乃至无知的象征。】6这里并无鄙视西藏文化的意思,而是说明一个高深文化的发展,是需要在富裕地区长期、广泛的孕育,而非穷困地区的少数人于短期间内可以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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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山口瑞凤等著,许洋主译,《西藏的佛教》第一版,,法尔出版社(台北),1991,页7。
第二目 自始即以坦特罗性力思想为主的金刚乘外教
对于金刚乘外教的来源及发展,民初学者吕澂有详尽的描述:
密教开始于第七世纪。到第八世纪以后,性质逐渐同印度教相接近,愈益离开了佛教的面貌,p.64一般称之为“左道”。以后的发展,更加不纯,特别是主张性欲的瑜伽,一般也称为“左道瑜伽”。由于他们也讲般若、苦等教理,主张空性,并说这种空性,犹如金刚,是不变的,为了与大乘、小乘相区别,又称之为“金刚乘”。
在波罗王朝于十一、十二世纪建立了超行寺以后,金刚乘密教更有一番变化。它逐渐泛滥于民间,而不一定集中于寺院了。教理也更为通俗化,更加没有什么规律,简单易行,所以人们称之为“易行乘”。所谓易行,就是区别于一般佛教难行的实践而言。他们认为一般的佛教方法比较难,民众不易接受,行不大通,因此要采取易行的办法。其实,金刚乘密教的成佛办法就比较容易了,主张即身成佛,而易行乘密教的方法更简单,主张立地成佛。
他们的所谓成佛是指常人“快乐”的境地,这种“快乐”与一般佛教的所谓涅槃常乐我净的乐是不同的,他们的“快乐”最后归之于男女的性欲,所以他们的瑜伽方法,必须是同女人配偶7,称此为“手印”,其中有许多淫秽之处。也正因为他们的方法简易,提倡低级的东西,很能得到社会一部分愚昧群众的欢迎,流传很广、很快。在流传过程中,形式也有变化,如金刚乘有自己的经典,名“呾特罗”,p.65里面有种种仪轨(用什么方法供养本尊,用什么咒语等),仍很繁复。到了“易行乘”,则不尊重经本,而是尊师,尊重他们的导师、上师;认为只要照导师的指导做就行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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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女人配偶”是民初时代大陆江浙的口语,意思是“与女人配对”,即是“与女人配对交合”的含蓄说法。
8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余论〉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2,页295。
我们再看《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的说明:
所谓性力派,即从女神杜尔嘉(Durga)的崇拜转变成崇拜其性力(akti),进而发展出肉欲主义修行法的宗派。……尤其八世纪以降,此派受到该地的波罗(Pala)王朝之庇护,教团益发隆盛,几乎遍及印度全岛。
(中略)
在提婆波罗(Devapala)之时,与印度教性力派结合的金刚乘,其隆盛情况抵达颠峰,众多的怛特罗(tantra,密续)被制作出来。《秘密集会》(Tathagata-guhyaka)与《成就法鬘》(Sadhanamala)等金刚乘的代表性著作,也于此时问世。这些都在禅定及冥想以外,频频使用真言(mantra)与洋特罗(yantra),更容许强烈性的药物及肉体性的放纵,藉助肉体的昂奋以获致一种神秘体验的境界,认为该境界即为胜义出世间悉地(siddhi)。而使金刚乘形成体系化的,是时轮派(Kala-cakra-vada)的教义。……此时轮教义除有印度教性力派的基调之外,p.66也包含浓厚的毗湿奴派与瑜伽派色彩。
金刚乘之所以与印度教融合,是为了因应印度当时的社会。亦即印度人为了因应当时兴起的回教侵略,所发展而成的宗教产物。但是在十三世纪初叶(1203),回教徒烧毁超戒寺时,该寺僧尼悉遭杀害,金刚乘的发展遂于印度中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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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释开证,《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六),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台南),1994,页3066~7。
宗喀巴另著有《密宗道次第广论》,亦依阿底峡《菩提道灯论》为蓝本,兼采布顿新说,将七类密典改为四部;在无上瑜伽最极究竟部分,则将阿底峡之“胜乐”改为“时轮”为最尊。所以宗喀巴虽然表面上作了改革,但实质上还是没有离开乐空双运的无上瑜伽双身法,只是表面上说“出家众改用观想方式取代与女人实修”,但是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却仍以隐语鼓吹实修双身法,心口不一。正因表面上主张“出家喇嘛应以观想方式修习双身法”,反被红教批评为不究竟,因为这样是无法成就其于密宗道次第中所谓究竟佛的“色身”(亦即所谓的“抱身佛”色身),虽然那仍是密教的虚妄想。此部分 平实导师在《狂密与真密》一书中已多所破斥,后文亦会加以说明;但多识喇嘛对此等事实是毫无理解的,这已证实多识在密教中的身分仍属极资浅的喇嘛,否则即是睁眼说瞎话的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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