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鸟与灵龟（连载一）
平实居士
第一章 钝鸟与灵龟
此章中纯就近代流传“钝鸟与灵龟”之故事而冠于大慧与宏智二师之事，根据史实记录而辨正之，故先举示近代编造衍生之不实故事，作为此书之初章。依据一九九八年五月份现代禅《本地风光》月刊第二个版页，刊载蓝吉富先生编写之故事全文如下：
【钝鸟离巢易，灵龟脱壳难──宋，宏智正觉
南宋初期，提倡“看话禅”的大慧宗杲，与提倡“默照禅”的宏智正觉，是当时禅宗丛林的两大名师。当时的大慧，对宏智的默照禅甚为不满，曾经贬抑之为“默照邪禅”。他讥斥宏智的禅法，是让人“坐在黑山下、鬼窟里”、“瞎众生眼”的“邪法”。
宏智对于大慧的评斥，只向自己的弟子稍作温和的解释，并未对大慧反唇相讥。而且，在晚年他还与大慧订交〔编案：事实上是大慧主动往访之时，方始交成莫逆，并非天童主动订交〕，并相约：为先逝世者主持后事。
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大约公元一一五八年），宏智自知寿限将届，乃驰书大慧请主后事〔编案：与实情不符，是舍寿时才遗书请求大慧，不是舍寿前数日驰书邀大慧前来探病、送终。详后辨正〕。当大慧赶到宏智的寺院时，遇到宏智的侍者。由于大慧与侍者的对谈，乃促使宏智写下这首偈子。关于其间原委，南宋词人陆游曾有这样的描述：
“（大）慧至，问（宏智）师安在？侍者曰：无恙。慧笑曰：‘钝鸟。’（宏智）师闻，遽以偈达之。有‘钝鸟离巢易，灵龟脱壳难’之语，同一胠箧遗之；并诫曰：‘有急〔编案：应为疾字〕，当启视。’（宏智）师遂化去。无何，（大）慧患背疽溃决。忆师言，启箧视之，乃木棉花也。用以塞创，花尽而（大）慧乃卒。”〔编案：与实情不符，是死时才遗书请求大慧，大慧在宏智死后接获遗书，才当夜赶来为他主持后事，不是舍寿前数日驰书邀大慧前来探病、送终，故知宏智死前的探病、钝鸟、灵龟、背疽、赠棉花等事皆属虚构。详后一一辨正〕享年六十七岁的宏智正觉，在临终时，笑语无异平时，且写下一首意象很美的偈子：
梦幻空华，六十七年；
白鸟烟没，秋水连天。
然后投笔而逝。
我之所以对宏智所撰的这首《钝鸟》偈印象深刻，是因为该偈，常使我在脑子里浮起宏智对大慧的无瞋风范，以及其对死亡一事的平常心，更使我感受到他的“生死一如”的境界。这一事例，使人觉察到：即使像大慧那样曾经大悟的禅师，也并非必能完全通晓其它开悟者的境界。法海浩瀚，所悟唯见一滴。对于不同法门的容忍，其实是对全体真理的尊重，并非只是寻常的礼貌而已。
宏智一生遭大慧痛斥而毫不反击，仍然如常地倡行其“机关不露”的默照禅风，晚年且与大慧相善；自外表看，其行径正像一只“钝鸟”。而大慧一生锋芒毕露，意气风发；其禅风“棒喝分明”名满天下，自世俗角度看，正如一只“灵龟”。
然而，禅悟本来是一种解决生死大事的心内功夫。就因为是心内功夫，因此外表上“棒喝分明”的灵龟，其悟境并不必然优于“机关不露”的钝鸟〔平实案：不然〕。其中之优劣关键〔平实案：钝鸟既未悟入，实无优劣可言〕，即在于有谁真能进入下述这句话的境界里。这句话是南宋禅师天童如净的临终偈。他说：
“咦！从来生死不相干。”〔平实案：此是死句，不是活句〕】
今就蓝吉富先生文章所言，依历史事实及常理言之，然后再从大慧与天童二人法义本质之完全相同处言之，末再评比默照禅与话头禅之优劣所在，提升人间一切禅和之知见水平，庶几后时得有悟处。
一者 蓝吉富先生言：“宏智对于大慧的评斥，只向自己的弟子稍作温和的解释，并未对大慧反唇相讥。而且，在晚年他还与大慧订交。”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反而是大慧主动前往天童山拜访而与宏智订交。史实是：大慧禅师在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从闽南回到故里后，四处名山道场邀他前往住持，他都加以婉拒，因为他一向无意于住持权位；但是消息传到明州的阿育王山，阿育王山的僧众等待大慧已久，随即请求高宗皇帝降旨诏令大慧禅师前来住持；宋高宗乃于绍兴二十六年十一月降旨大慧住持之，大慧不得不应允，阿育王山因此派遣使者前来邀请大慧前往住持弘法。但是大慧禅师年底到达阿育王山后，并不是先作弘法度众之事，反而是暂且搁下阿育王山的弘法要务，先行前往天童山寻访宏智正觉禅师，所以是大慧在因缘成熟时主动订交，这已是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之事。二人深谈之后，发觉只是所授求悟之法门有异，所悟内容则完全相同，此时方始交成莫逆；所以是大慧主动前往拜访订交，并非天童主动订交于大慧禅师，所以蓝先生的说法是一己之见，不符史实。
二者 蓝先生言：“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公元一一四八年），宏智自知寿限将届，乃驰书大慧请主后事。”关于宏智请求大慧主持身后事，与史实相符，但却不是舍寿之前驰书而先预请大慧主持身后事；也不是后来正觉禅师又生了一次病，大慧前往看病时互相约定“后死者为先死者主持身后事”；因为正觉禅师与大慧相见之后的死前，不曾病了二次，而是生病那一次就舍寿了；而且那个生病，其实只是舍寿前必有的气力劣弱的现象，只能方便称为微疾，不是一般的生病，随后当举宏智死前健康无病的史实记录，证明此说。
关于双方之交往，史实记载为：大慧在住持明州育王山时，略事安顿以后，因为与天童山相隔只有二十华里，随即往访正觉禅师；正觉禅师出寺相迎于野亭中，双方一再揖让，成为当时传诵的美事。二人成为莫逆之交以后，次年（绍兴二十七年）腊月正觉禅师就病危而亡了，那时正觉禅师是在死前亲写遗书，令人在他死后送往育王山请大慧禅师为他主持后事，没有另一次的生病，也不是在另一次生病时或死前“大病”之时就先行驰书请求大慧为他主持后事，所以并非蓝先生所说舍寿前数日先行驰书相托后事，而是死后遗书送往育王山请求大慧为他主持后事，所以蓝先生说大慧在宏智死前去探病及当场送终，不符史实记载。
而且天童宏智禅师“病危”而嘱托后事时，是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的事，并不是蓝先生所说绍兴二十八年的事。因为二十八年时，大慧已改住径山而非天童山附近的育王山了。据《佛祖统纪》所载：【二十八年二月，〔宋高宗〕诏佛日禅师宗杲再住径山。】《佛祖历代通载》也说：【乙亥冬〔绍兴二十六年〕，蒙恩〔从梅州〕北还；明年春〔绍兴二十七年春天〕，复僧伽黎〔恢复了以前被秦桧奏请皇帝剥夺掉的僧衣〕。寻领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绍兴二十八年春天〕有旨，改住径山，天下宿衲复集如初。】
所以二十八年二月时，大慧已住在径山弘法了，不是近在天童山附近的阿育王山了；所以，在虚编的天童宏智正觉“病危”当时，二人并未见面；在此次“病危”之前，也未见正觉禅师有再次重病的记载；何来大慧禅师前往探病之事？焉有赠与棉花及密偈之事？并且宏智禅师是死后才由徒众送遗书给大慧嘱托后事，故无死前生病而由大慧来探、当面嘱托后事及当场送终之事。既然如是，何来“钝鸟与灵龟”故事中之相见、探病、言语、说偈、预记与函封棉花、当场送终、患背疽、病殁等事？显见编造故事之虎丘绍隆禅师后人，昧于史实，故其所造故事处处败阙。
三者 蓝先生言：“当大慧赶到宏智的寺院时，遇到宏智的侍者。由于大慧与侍者的对谈，乃促使宏智写下这首偈子。”天童禅师既是临命终时才写遗书，在死后才派人送往育王山，请求大慧为他主持后事，故事实上是死前临行时在侍者面前写遗书，死后才送交大慧禅师，并非死前数天或数月驰书相告，故无大慧前往探病之事。对于宏智禅师是否久病不愈而亡，故有大慧前往探视等事？自有历史记录之证据可以考证之，是故佛教“研究者”蓝吉富先生所言探病一说，全违禅门史实记载，大有可议之处。
今且先就天童宏智舍报之事论之；兹据禅门正史之《佛祖统纪》……等之记载，证明平实之说并无差池：【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觉禅师，沐浴更衣正坐而化，齿髓道具自然生出舍利，葬全身于东谷，谥曰宏智禅师妙光之塔。有礼塔求舍利者皆如其意。二十八年二月，诏佛日禅师宗杲再住径山。】
再据《天童宏智禅师广录》中《宏智禅师行业记》云：【二十七年秋九月，忽来城中，谒郡僚及素所往来者；又之越上，谒帅守赵公令詪，因遍诣诸檀越家，若与之别。十月七日还山，饭客如常。八日辰巳间〔早上九点钟〕，沐浴更衣，端坐告众；顾侍者索笔，作书遗大慧禅师，属以后事。又书偈曰：“梦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鸟烟没，秋水天连。”掷笔而逝。龛留七日，颜貌如生。寿六十七，僧腊五十三。大慧夜得书，即至山中；以十四日奉师全身、葬东谷塔。】
如是《宏智禅师广录》中明确记载：天童宏智正觉禅师乃是无病健康而自知舍寿时至，不是因病而亡者，不是蓝先生所说病殁者，也不是“陆游”所说的病殁者（姑作其文为陆游所作，但亦有可能是后人托陆游之名伪造者，犹待考证）；并且是在秋天九月特地入城，与护持他弘法的众官僚们一一聚会；然后又遍诣信众诸人，一一各与话会；而其护法信徒非寡，一一拜会之时日并非短短一、二日所能完成；后又转而动身亲到越上，探访帅守赵令詪（大慧禅师之徒），逮至十月七日方始还山，可见是健康无病而自知辞世之时也！焉有大病之人而能以二十日之时间，遍历官属及信众等人一一话会，又复远至越上拜会赵元帅？是故蓝先生不察实情，误信近代传说之言，说是大慧前往探病而且当场送终及被天童授记患疽而亡，都与禅门正史及《宏智禅师广录》所载不符。
复次，蓝先生根据“陆游所造”之文，而说大慧是前往天童山面送宏智禅师舍报，所以说大慧被天童宏智授记将来背疽病亡。今未知“陆游”何所根据而作是说？亦未知“陆游”是否真的曾作此说？亦有可能是后人假造陆游之名而造其文。据蓝先生所言，“陆游”如此说：【慧至，问〔宏智〕师安在？侍者曰：无恙。慧笑曰：“钝鸟。”〔宏智〕师闻，遽以偈达之。有‘钝鸟离巢易，灵龟脱壳难’之语，同一胠箧遗之，并诫曰：“有疾，当启视。”师〔宏智〕遂化去。无何，慧患背疽溃决。忆师言，启箧视之，乃木棉花也。用以塞创，花尽而慧乃卒。】
然而陆游纵使真有如此文字撰写，也只是因为他绍继虎丘一脉而故意编造之传说罢了！因为所有禅宗史实的记载都非如此，而是大慧曾经三度前往天童山，都不是去探病：第一、二次去时，都曾被宏智禅师邀请上堂为大众说法，每一次前往拜会时，宏智禅师都是健康的全程参与大慧的客座说法过程，并且执槌配合大慧说法的过程；所以大慧第一、二次前往天童拜访时，都不是因为宏智禅师有病而前往拜访。第三次再到天童山时，则是在宏智舍寿三、四个时辰后的夜深时分了，是初夜在育王山接获遗书而连夜赶往天童山主持后事。所以，纵使陆游真的曾作如是之文，其中的说法却仍是完全违背史实的，所以这应该是虎丘绍隆禅师的晚明清初时期后人，假藉陆游之名而捏造事实，藉以贬抑大慧、崇隆虎丘。此容后文再作举证陈述。
据禅宗正史记载，大慧住持育王山，接获天童山送来宏智禅师的舍报亲笔书信时，曾特地高持天童山送来的遗书，为大众开示；并且在开示中，请维那将天童遗书念给大众听闻，大慧再度赞叹天童宏智，并且取作机锋题材，然后才连夜赶往天童山。所以大慧其实不曾在天童宏智“病危”或舍寿时当场送终或探望，有文为证：【天童觉和尚遗书至，〔大慧禅师〕受书云：“古人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举起书云：“这个是天童和尚末后把断要津全提底消息，还委悉么？如未委悉，却请维那分明说破。”宣了〔维那宣读宏智遗书完了〕，遂升座云：“法幢摧，法梁折；法河干，法眼灭。虽然如是，正是天童真实说。且道：说底事作么生？知音知后更谁知？”】（《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五）
以此史实记录以观，大慧禅师接获遗书时，当时人在育王山，所以天童正觉禅师舍报时，大慧不在天童山，岂会有“陆游”文中所说前往探病，被天童禅师面托后事及当面送走天童禅师之事？既无当面送天童宏智舍报之事，既然天童“重病”舍报时大慧人在育王山，怎有可能如同“陆游”文中所说之被当面授记为将来背疾而亡之事？陆游假使真有此文，亦显见其为故意捏造事实以诬大慧者，与史实完全不符故，焉能有蓝吉富先生所说大慧亲来探病及当面送终及与授记背疾病亡之事？所以我们宁可认为是后人假藉陆游名义伪造之说法。
天童正觉禅师既然是秋天九月下山访诸往来众人，直到十月七日方始还山，至十月八日方才浴沐更衣写遗书，令人在他死后送给大慧禅师付托后事，写毕之后方乃逝世。而且天童舍报时辰为早上九点钟，而大慧接获遗书时为当天夜初时分，并且以天童遗书为题而对大众作了开示，开示之语言记录都仍存在，显然天童舍报时，大慧正在育王山，不是蓝吉富及“陆游”所说的“在天童山面送宏智禅师舍报”，既然不在天童山，又怎有可能被天童禅师舍寿之时当面授记为将来背疾而亡者？既无宏智死前去天童山探病之事，焉有当时与天童之侍者相见而说其为钝鸟之语？又怎有可能出现天童死前对大慧说出“灵龟脱壳难”的语句？更无可能出现了被当面赠与棉花授记背疾而亡之事！如是，天童禅师本是健康无病、洒脱而亡者，“陆游”及虎丘禅师晚明与清朝时期的后人，焉得罗织天童宏智为病危而亡者？然后再附会说为大慧探病时贻以箧函棉花者？此说不实，人、事、时、地四者皆悉不符禅门正史记载，可见“陆游”及虎丘晚明时之后人，唯欲罗织悲心特重、一生努力破邪救众之大慧禅师，以便推崇虎丘绍隆禅师一脉之正统地位，乃编造天童临终前大病之故事，方能编成预记大慧病亡之事，藉以贬抑大慧，如是心态著实可议，其实也只是 克勤大师门下，虎丘后人相争于大慧后人的“茶壶里的风暴”，而今时愚人信之、传之，认以为真，更又为文诬之于贤圣，非是正行。
四者 以大慧名闻四海，诸方仰慕之身分，当时乃至一生贬抑大慧之宋高宗皇帝，亦回心转意而倾慕之，令得北返而住名山育王寺，意欲以之求 佛护佑，以令宋祚绵延久长；次年宋高宗退位为太上皇，而太子即位前即与大慧深交，继位为孝宗皇帝后，常思再见大慧禅师，关怀之情每溢于言表及文辞；天童舍寿后，佛门只剩大慧禅师一人为最高名望之人，若大慧禅师真实有背疽之患，而又严重到果能致命者，岂有可能长时间隐瞒众人及宋高宗、宋孝宗？又岂有可能长期唯以棉花塞堵疮洞而不以名贵好药治之？其座下弟子四众，乃至初继皇位而仰慕、笃信大慧禅师之孝宗皇帝，焉有可能长时置而不顾、拒不延医之理？而且治疗瘿疽之中草药，平实小时即已知之；亦是古人卫生不佳环境中常患之疾，古时人及郎中无有不知者，焉有单以棉花塞洞之理？故此故事大违当时常情常理，不合事实，唯有愚人方信之也。
五者 大慧之殁，若是因疮疾背疽之病而殁，非属临死所现之死前必有微疾者，则亦应当付诸回禄而荼毗之；然而大慧生前未曾遗言火化，座下四众弟子亦未曾火之，乃是 全身葬 于明月堂后面，由此亦可证明并非因臭烂之疮疽重病而殁。有史实记载为证：【隆兴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禅师宗杲，示寂于径山明月堂。皇帝闻之嗟惜，诏以明月堂为妙喜庵，赐谥普觉，塔曰宝光，用宠贲之。其徒以师 全身葬 于庵之后。】（《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六》）
又如宋孝宗隆兴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示寂之记载：【是年八月十日，师示寂；上伤悼不已，赐谥普觉，塔曰宝光，语录入大藏。】（《佛祖统纪》卷四十七）又如《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记载：【隆兴建元自恣前一夕，有星殒于院之西，流光赫然，有声如雷，师示微疾；八月九日学徒问候，师勉以弘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亲书遗奏。侍僧固请留颂，为写四句，掷笔就寝，湛然而逝。寿七十有五，塔全身于堂之后。】这都是禅门正史的记载，所以大慧舍报前，只是示现舍寿之前必有的气力微弱的现象，一般称为死前的微疾，并不是背患大疮破洞苦痛之大病，所以患背疽痛苦而亡的传说不实。
又如《嘉泰普灯录》卷十五所载：【隆兴改元，一夕，星殒于寺西，流光赫然，寻示微恙。八月九日，学徒问安，师勉以宏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亲书遗奏，又贻书辞紫岩居士。侍僧了贤请偈，复大书曰：“生也只恁么，死也只恁么；有偈与无偈，是甚么热大？”掷笔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许，腰首白色，伏于龙王井栏，如义服者，即山之昭济示现也！四众哀号。】
语译如下：【隆兴元年的某一天晚上，有流星堕于寺院西边，很明亮的光明照耀了夜空，大慧禅师不久就示现气力劣弱的毛病了。到八月九日，学徒们来问安，大慧禅师以宏扬法道的话来勉励大众。然后语气和缓的说道：“我到明天才会走。”到了天明时，亲自书写遗奏给皇帝，又写遗书向紫岩居士告辞。接著侍者了贤法师请求大慧禅师写个遗偈，大慧就拿起笔来大写四句：“生时只是这样子，死后也只是这样子；有偈与无偈，又是个什么东西？”写完了就掷笔躺下来走了。到了天色很亮的早上九点钟左右，忽然有一条蛇，身长大约一尺多，牠的腰身与头部都是白色的，伏贴在龙王井的栏干上，就好像是世间人正在服丧一样，其实就是山中的龙神示现，那时四众大声哀号。】由此看来，大慧禅师并不是背疽破洞大病而亡，只是舍寿前力气较差的微疾罢了，所以晚明、清初时的背疽大病以致死亡的传说并非实情。
又据《五灯会元》卷十九所载亦如是：【隆兴改元，一夕星殒于寺西，流光赫然，寻示微恙。八月九日，学徒问安，师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亲书遗奏，又贻书辞紫岩居士。侍僧了贤请偈，复大书曰：“生也只恁么，死也只恁么；有偈与无偈，是甚么热大？”掷笔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许，腰首白色，伏于龙王井栏，如义服者，乃龙王示现也，四众哀号。】是故大慧禅师乃是自恣日（也就是僧团结夏安居结束之日，七月十五日）的前一晚上，有流星下堕于附近，示现舍报征兆之后，方始身现舍报前必有之气力衰弱微疾；并无重病，所以未曾导致各方公卿来探，亦未因“重病”而惊动与大慧亲善之孝宗皇帝；直至于八月九日众弟子前来看望时，大慧方始明言次日辞众；次日天明之时，侍僧请求写下遗偈，乃精神奕奕的大书四句偈，然后才掷笔舍寿，证实并非病重而亡者，岂有蓝先生所说患疮溃决破洞而亡者？
复次，大慧宗杲禅师舍寿后，是以全身奉安，葬于明月堂后；既然全身而葬，显非患有背疽之身者。若是背疽而能令大慧禅师因之致病死亡者，其病必然极为严重、烂臭不堪，岂可奉全身而葬者？故说大慧禅师乃是舍寿时至所示之气力劣弱微病，焉得说之为“患疽而亡”？既非患疽而亡者，则藉此故事而罗织正觉禅师生病、赠与棉花，再罗织大慧禅师往看……，背疽溃决、棉花塞疮之言，显违事实。
若天童果真有预见未来之能力，而能为大慧禅师预记者，即不应与大慧相约：后逝者为先逝者主持后事，实应早先委托自己之后事与大慧。然而禅门正史的记录，乃是天童与大慧互相订约：后亡者为先亡者处理后事。故知天童并未预见年长于自己的大慧将会后死，亦非天童正觉预知大慧之命终事；既不知年轻二岁之自己会先于年长二岁之大慧而亡，焉能以偈预记大慧罹患背疽溃决而亡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