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职业为生存，事业为追求，
有的人为生存放弃理想，有的人为理想朝不保夕，
很少有人能像玄奘一样将职业与事业结合的如此完美：
他执着，执着到用一生来完成自己的信念与理想，
他倔强，倔强到用自己的方式来追忆一些事、一些人。
用职业成就事业，玄奘用身体力行向后人生动诠释了圆满人生的最高境界。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回到于阗，再次踏上了西域的土地，离故国大唐也只剩一步之遥；
在于阗，玄奘本打算取道高昌回国，履行当年与高昌王麹文泰的约定，然而得到的却是大唐军队攻占高昌、麹文泰身死的噩耗；
归国后，玄奘得到了唐太宗最高规格的礼遇，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声望和功绩而过度沉浸在欢喜愉悦中--玄奘的内心始终十分安静，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
译经，对回国后的玄奘来说，这是他后半段生命中最重大的使命；身同经在，取经只是他恢弘志向的一半，接下来，他要把从印度带来的海量经书翻译成汉语，弘扬佛法。
辩机和唐太宗的死给玄奘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如今依旧耸立着的大雁塔，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重新踏上了西域的土地，来到了西域丝绸南路上一个重要的佛教国家于阗（今新疆和田）。当然，十几年后，于阗也将成为大唐帝国版图的一部分。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
于阗是西域最著名的古国之一，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并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西晋时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于阗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唐太宗贞观年间，于阗王遣子入侍唐朝。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于阗成为唐安西四镇之一，成为丝绸之路南道最重要的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于阗农业、手工纺织业发达，是西域诸国中最早学会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以玉石闻名于世，还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对中原佛教影响巨大。
在之前的讲述中我们知道，玄奘离开河西后，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在西域境内采取的是偏离官道又不敢远离官道、北路与中路交替的前进路线，既是出于地理环境因素的考虑，又是政治外交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这条路线现在正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大唐和西突厥正在争夺天山南北的控制权，出于安全的考虑，玄奘选择了从西域丝绸南路，平静而愉悦的沿着当年佛教东传的路线东行。
丝绸南路平坦宽阔，事异时移，如今的玄奘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战战兢兢都不敢在白天上路的偷渡僧人，不再需要小心翼翼沿途闪躲多走许多弯路，更不必担心取水时被人一箭射死--他的行李从一个单人背囊变成了数以吨计的经卷宝物；他不再是一个人上路，也无需一个人在茫茫沙漠戈壁中苦苦寻找水源，用信念和毅力支持自己前进；他的周围云集着各国的高僧、使者，他们众星拱月般的陪伴着这位当世最杰出的圣僧东归，他们觉得无比自豪，因为他们将要前往的是那个时代最强大、最繁华、最神秘的东方大国--大唐。
从曲女城到于阗，玄奘和他的队伍足足走了三年，玄奘有意放慢脚步，不急不缓的走访了来时未及游历的各处名胜佛迹，不断接纳新的成员加入到这支庞大的"观光团"里来。他们受到了沿途各国最高级别的礼遇，即便在那些并不信奉佛教的国家里，玄奘也被看成是大唐的象征，国王们纷纷请求玄奘向大唐皇帝转达最诚挚的敬意。
不是使节胜似使节，这或许是对玄奘当时身份的最好概括。
玄奘归来的消息传到了于阗，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西域古国沸腾了。于阗国王带着王子打马飞奔赶到国境，见了玄奘一面后，当即留下王子陪伴，自己又打马赶回王城准备欢迎仪式。当玄奘一行就快走到王城时，国王又派出大臣在半道迎接，恭恭敬敬的将他迎入王城。
如果说高昌是玄奘离开大唐后、开始西行前的筹备基地，那么于阗就是他西行归来、返回大唐前的一个缓冲之所。不论是离开还是归来，玄奘西行都已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佛教活动--十八年前，西域与大唐关山相隔，十八年后，大唐俨然已是西域的主人，当中涉及到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都需要玄奘在回国前进行充分的了结和准备。
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人，是不会因为内心强烈的愿望而去盲目的做一件事，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规划，才能为下一步计划的实施保驾护航。
为了更好的完成从游学僧人到大唐臣民的角色转换，玄奘在于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第一，整理物资。这里的物资包括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佛像、珍宝等贵重物品，也包括沿途所需粮食药品衣物马匹骆驼等后勤物资。管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一个细节都需要统筹安排，更紧要的是，由于在横渡印度河时损失了一部分经卷，所以玄奘要利用在于阗停留的机会派人去龟兹、疏勒等地补抄经文。
第二，了解情况。这里的情况也包括两部分，一是于阗当地的风俗民情，这是玄奘每到一处的惯例，也是后来撰写《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二是整个西域现在的政治局势以及与唐朝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早在贞观初年离开河西的时候，玄奘就感觉到唐太宗有对西域用兵的迹象，所以他必须清楚哪些地方已经划入大唐版图，哪些地方还是独立的国家，哪些地方受突厥控制，哪些地方已经臣服大唐。
第三，上书朝廷。由于自己当年是以一个"偷渡者"的身份私自离国，而朝廷的通缉令很可能到现在还没撤销，所以玄奘必须上书朝廷，向朝廷说明取经的原委和成果，恳求朝廷不计罪过批准自己入境。
在西域，僧人与商队往往是结伴而行，一边游历一边传道，因此，商队不但是传播佛教的重要媒介，也是各种消息的主要来源。玄奘到达于阗后不久，一个名叫马玄志的高昌商人带着他的驼队也从来到了于阗。玄奘连忙找到马玄志，向他打听义兄高昌王麹文泰的消息，但是得到的却是麹文泰亡国身死的噩耗。
早在贞观四年，也就是玄奘到达那烂陀寺所在的摩揭陀国的前一年，高昌王麴文泰曾亲自前往长安觐见唐太宗李世民。不过当时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所以与叶护可汗有姻亲关系的麴文泰还是把西突厥当成自己的靠山，每每阻止西域各国通过其境向唐朝入贡，还时不时发兵侵扰已经归附唐朝的伊吾、焉耆等国。唐太宗一怒之下，才下决心拔掉高昌这颗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又不顺从听话的钉子。
经过九年的准备，唐太宗于贞观十三年（也就是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在南印度游学期间）召麴文泰入朝。也许是看到了大唐对西域的野心，也许是害怕唐太宗的惩罚，麹文泰找了个借口没去长安，继续躲在高昌国当他的土皇帝。麹文泰的行为正好给了唐太宗出兵的借口。
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唐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为副总管，率步骑数万及突厥骑兵一同征讨高昌。唐军大兵压境，麴文泰又惊又怕，不久便忧惧而死，其子智盛即位。次年八月，唐军击败麴智盛后围困高昌王城。奉命前来救援高昌的西突厥大军见唐军强盛，于可汗浮图城率众归降。麴智盛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开城投降。攻灭高昌国后，唐朝于高昌置西州，于可汗浮图城置庭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一举打通了由中原经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各国的通道，大大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同时也有力的遏制了西突厥。
马玄志的消息非常及时，因为玄奘本打算在于阗休整一段时间后便北上高昌与义兄麹文泰见面，履行当年分别时许下的诺言，但现在故人已逝，诺言随风而去，徒留玄奘一人空自长叹。玄奘是个重情义的人，他曾想前往高昌去祭奠麹文泰，但是他没有这么做--高昌国是被大唐所灭，麹文泰是在唐军压境时忧惧而死，此时离高昌亡国不过四年，祭奠义兄，从情理上说无可厚非，但是朝廷的官员们会如何看？皇帝又会如何看？更何况自己还在指望朝廷赦免当年偷渡出关的罪过。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决不能横生枝节，决不能为了一己私情而坏了整个归国大计，让多年心血付之东流！
玄奘强忍住悲痛和对故人的追思，静下心来，用极为诚恳的语气给朝廷写了一封信，然后郑重的把这封信交给即将前往长安做生意的马玄志，拜托他务必把信呈交给朝廷。
商队走了，玄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在此期间，玄奘一边在于阗周边游历，一边给当地人讲经弘法，对南部西域的风土人情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春去秋来，这一等就是七八个月，大唐的使节终于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唐太宗的信笔信：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在这封信里，唐太宗对当年偷渡出关之事一字不提，非常高兴的让玄奘立刻赶去与他相见，还让他把随行通晓梵文佛经的僧人全都带上，同时命令于阗鄯善等地沿途护送，并派出官员在敦煌迎接，表现出了极为热诚的欢迎态度。唐太宗的回应让欣喜万分，也让他抛去了最后一丝顾虑。很快，玄奘就带着他的取经队伍浩浩荡荡的离开了于阗，踏上了令人激动的东归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