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报师恩,当求正法(连载5)----庆吉祥居士   
蓝教授自云,他之所以将印公与玄奘菩萨作类比,是看到这两位大师在“佛教思想”上,有几项重大的“雷同之处”,简而言之,就是:对“本土佛法”的不满,而回归“印度”去寻求纯正佛法及菩萨精神。
1.回归印度,确立纯正佛法的基准?
蓝教授的这个观点是以玄奘菩萨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分界线,认为玄奘菩萨西行取经是“回归印度,追求正法”,因为:
玄奘发心前往印度留学的原始动机,以及回国后的事业核心,其实都是为了确立纯正的佛法。而他心目中的纯正佛法,根源是在印度的。
玄奘的佛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庞大的译经事业、促使法相宗形成、与佛学人材的培植,而这三项都与弘扬印度佛法有关。译经事业是印度佛法的移植;法相宗的成立其实就是印度瑜伽行派佛法的输入。而玄奘所培植出来的佛学人材(如:窥基、普光等人)也大多是印度佛学的专门人才。
然而,他认为玄奘菩萨之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似乎偏离了印度的风格:
“佛法的基准应该深入印度经论中去寻求”,这样的看法在玄奘以后的中国佛教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有些宗派是以祖师体验或祖师的新看法为基准的。中国佛法逐渐发展的结果,距离印度佛法似乎有愈来愈远的趋势。这样的趋势尤其在宋代以后,更为明显。
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引起释印顺对中国本土佛教的不满,而重新回归印度去寻求正法:
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是衰微不堪的。印老发现到当时呈现的佛教与经论所载有明显的不符。他开始寻求正法,因而逐渐回到印度经论义海之中。所以,印老所掌握到的佛法基准点是源自印度的。他的“反(汉传)传统倾向”的立足点即是印度佛法。他所反对的,就是中国佛法的异化或劣质化……。
因此他总结玄奘菩萨与释印顺古今辉映的情境:他们〔案:指玄奘菩萨与释印顺二人〕的学养基础都是印度经论,尤其大小乘“论典”更是形成奘、印二公佛学体系的主要成分。他们的思想不太受汉传祖师经论注疏或诸宗著作的影响,而是直探印度经论的奥义。他们的诠释角度与思维方法,比较接近印度风格。
也就是说,蓝教授认为玄奘菩萨与释印顺,一前一后,“在中国佛教史上……弘扬印度佛法最卓然有成”。他这种论点是将“印度”佛法与“中国”佛教作切割对立,以前者为本、为是(纯正),后者为变、为非(倾斜),且认为若要寻求佛法原旨、矫正佛教变相,则须摈弃中国,回归印度,尤其是大小乘的“论”书,因为“论典的思辨性、精确性与体系性都远高于经、律”。这就是清末民初的“支那内学院”欧阳渐与吕澂及“武昌佛学院”释印顺等带动回归印度(回复原始圣典)批判中国(质疑汉传佛教)的思潮。以下先回顾相关的文献:
(中国佛教)宗派的出现,使佛教从一种外来宗教变为民族宗教,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在 20世纪的批判佛教看来,中国佛教的成功,正好暗示了印度佛学在中国的失落。这种局面,被台湾佛教学者蓝教授称为“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1
这些思想家在否定常规中国佛学的信仰价值之余,也提出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佛学体系以为对治方案。……有一个共通的态度,此即“回归印度”的倾向。他们以为中国佛学是不圆满的。理想的信仰理念,应该再回到印度佛学体系中去觅取。2
木村泰贤……特别提出“当先定原始佛教或谓根本佛教之为何物是也”,才可能对后出佛教思想之流变作出恰当的判释。这一观念,在民国佛教史学的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悄然而形成了一股印度学的研究风气。3
对于传统佛学的缺陷与弊端,教界大德们也多有反省批判。“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文会将佛教衰因归于禅宗之流弊,导致义理不明,颟顸儱侗,提倡振兴义学,尤重唯识、因明之研究。其徒欧阳渐、吕澄立足护法系法相唯识学,批判华化佛学尤力。……印顺、杨白衣等也对诸宗传统的“真常唯心论”持贬抑态度。4
他们把印度佛教文献里有的思想视为正统,没有的视为旁出,特别地关注、批判佛教在中国社会受本土文化影响的地方。5 民初佛教的改革运动,也可以说是环绕在“回溯原典”中而展开。武院与内院尽管在法义的认知上有所差异,而进行了多次的论战。……“回溯原典”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传统佛教所衍生的种种问题与弊端,而提供改革佛教时的“合法性”来源与依据,其不免带有浓厚的主观意识抉择以及时代意义。6
民初中国佛教学人,深感中国佛学之不足,而纷纷回头转向印度佛学探本溯源,以期救治中国佛教之弊的用心。但内学院师徒的回归印度佛学乃是回返到历史的储藏室中,把已被遗忘的法相唯识学重新挖掘出来,然后大加宣扬,这其实是绝学重现之复活古生物工作。惟印顺法师在印度佛教的本土源流中吸取养份之后,又回返中国佛教的现实时空,结合与思考新的时代契机之后,才重新出发,提出“人间佛教”的主张,而开创新时代的佛教思潮。7
印顺和欧阳渐,都有回归印度佛教的呼声。但前者在儒家的激励下,回归于印度根本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的人间性,有著强烈的宗教使命感。而欧阳渐,虽也感染到时代的苦难和佛教衰微之痛,但在个人对于儒家的失望和怨怼心理之下,却不曾“援儒入佛”,仅仅浸淫在印度护法系唯识学的理论光辉中,欠缺宗教热情。8
以上是中国近代“回归印度原典”以“批判汉化佛教”的所谓反传统倾向的倡导者及其思想,以欧阳渐与释印顺为代表,虽然两个人的立论根据与学术风格有所不同,却都自以为是“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而对印度与中国一脉相承的大乘佛法,从根本上已有很大的误解,并因其特殊的身分而带出一种偏离正法的方向,尤其是释印顺信受日本批判佛教及西藏应成中观的思想,以学术研究为名所作种种的教判,乃至最后总结为他的“人间佛教”主张,都是纯以意识思惟而顺应世俗的外道化思想,晚近数十年来在台湾、香港及国外某些华人佛教区,乃至近年的大陆地区曾颇流行,而令佛教正法的真实义趣及实证经验被严重地扭曲、忽视,甚至是破坏了。就这个意义来说,玄奘菩萨的西行取经与释印顺所谓的回归印度,在本质、心态、智慧、成就以及影响等各方面,是全然不同的,乃至是正讹相反的。因此,对于民初至今这种以表相上“印本汉末”的偏差思潮,始终有人不认同,并且能看穿其缺失与危害,例如太虚大师。
在太虚看来,诸宗思想皆平等一味而相互融摄,而中国佛学也是佛法的平等流布,与印度佛学殊无二致……中国全盘的承受印度小乘、大乘佛学,太虚说道:“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案:直证佛陀的心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于中国”。也因此在内院非诋中国佛学的同时,太虚要极力加以维护。在内院是批判中国佛教才能显正摧邪,而回归印度佛教之原貌;在太虚则是中国佛教一旦受到摧毁,则正法命脉亦从此绝息。……太虚认为中国传统佛教之弊在于“人、事”上而不在于“理”,如各个宗派的各执己见而不知相互融摄。真正的“理”是千年不彰而逐渐异化,故改革传统佛教的进路就以回到佛法的本质为标的。在他看来,佛法的本质即在于中国各个宗派所阐述的义理上。9
太虚大师在这股佛教的末法逆流中,能有如此明澈的眼光,不被彼等近代学术研究(文献学、史学及哲学)的批判理论所压制,而能依其独特的见解而点出:改革佛教应回到“佛法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就在“中国各个宗派所阐述的义理”之互相融摄,尤其十三世纪(或更早)佛法在印度灭绝之后,全世界就只有中国佛学能“握得此佛学之核心”。因此,若如欧阳渐、释印顺及部分日本佛教学者,狂妄而自是地以回归印度原典的口号,当作是在“显正”来批判中国佛教,而以为在“摧邪”,实际上是除了成就一些顺俗的学术研究的非量知识、凡夫臆想之外,也同时是摧毁印度与中国内证相传之正法命脉。那么,这个本质与核心是什么?
从中国民族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磨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从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无二的圆明了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言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各直证佛陀的心境。此为佛学之核心,为中国佛学之骨髓。
所谓“觉源心海、大光明藏、佛心自心、诸法实相、佛陀的心境……”等各种名称,就是诸佛菩萨及禅宗真悟祖师依佛法正知见所亲证的“第八识—如来藏—真心”,祂不但是三界一切法的根本,更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是实修三乘菩提的核心,这才是三藏十二部佛典所开示的重点精髓,也是学佛人自度或为复兴佛教而利益今世、后世学人所应回归且实证的无相“原典”,更是禅宗祖师所谓“离‘经’一字即同魔说”的真经——如来藏;而不是如近代学者只在文字表相上争论“印度”或“中国”。可惜太虚大师很早就在大陆去世(1890.1.8-1947.3.17),因此他对台湾佛教的影响力不如释印顺 11。这个议题先略过,下文再谈。
除了上述欧阳渐、释印顺与太虚大师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家对中国佛教的态度,前文杨惠南在比较欧阳渐与释印顺的差异之后说:“而其继起者,若不是走向学院式的文献学探讨(吕澂),就是歧出至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而姚彬回顾了百年来在《大乘起信论》的义理之争中自成体系且较有影响力者,可总结为三个方向,除了欧阳渐与释印顺之外,另有:
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为代表,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位性,对于以《大乘起信论》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义理进行的“六经注我”式的总结和发挥,多认为《大乘起信论》不但是印度大乘佛学的继承,更是创造性的超越。12
赖贤宗更进而以“如来藏说的诠释冲突”为题,对比释印顺与牟宗三的差异:
在民国初年此一冲突表现为支那内学院所揭示的“性觉”与“性寂”的对诤的课题。在 1949年之后的台湾佛学界,则表现为印顺法师佛学的“回归印度佛教的释尊本怀”的主张和牟宗三的“以汉传佛教的佛性论思想为佛教思想发展的最高峰”的二者之间的诠释冲突,印顺法师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缘起论的重分析的佛教批判,而牟宗三则是一种佛性论的本体诠释的佛学进路。13
就两者的立论及其结果,虽有偏印度或重中国的倾向,但仅就思想而言(不涉及佛法的实证),牟宗三、熊十力的观点似乎比释印顺、吕澂更中肯、更正确:
牟宗三从义理上论证了这种思想的合理性。……既然真常唯心的经典可以自成一系,甚至比起虚妄唯识思想更为合理,牟宗三因此在《佛性与般若》序里说,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其实还是一个佛教,并没有两个不同的佛教,中国僧人把佛教里带进来的印度的社会历史背景搬走了,但佛教本身并没有变质,直称经论的义理而发展,……没有偏离佛教的根本大义,都还接著佛陀的一代说教继续发展……。14
未证悟自心之人,若修唯识正理,假饶亲依地上菩萨修学,仍无法于唯识种智正理起诸胜解及胜行,唯名熏习,不名修学。大乘真见道者若修唯识正理,则通三乘法义,则无性寂与性觉之诤;如民初吕澂主张性寂,熊十力主张性觉;吕澂偏二乘我空,而不如实知我空;熊十力偏法空,而不如实知法空;俱未如实知故,起性寂与性觉之诤。熊十力病在未明心,吕澂亦病在未明心,然依大乘法观之,熊十力之见解胜吕澂也(虽然熊非佛教徒),其立义不堕断灭空故,较符三乘菩提故。菩萨证悟藏识已,入此门中修习种智妙理,如是性寂与性觉之诤悉皆无有,能照了其本际故,性寂依体而言故,性觉依体起用故,二者非一非异故,究竟不离般若中道种智理故。15
可惜的是,世人多半没眼光,因为释印顺在台湾活了很久(1906.3.12-2005.6.4)且有许多著作而被教内重视;牟宗三(1909.6.12-1995.4.12)则因不是佛教徒而被视为“歧出”。因此:
印顺法师的“以空义抉择如来藏说”的主张在今天有许多继承者和批评者。另一端的牟宗三的佛性论的本体诠释的佛学进路,则仍限制在少数的当代新儒家哲学的学圈,少有理论的突破,反而是引起了许多批判。 16
这就让释印顺的错误思想与错误的方向,在台湾经由教界、学界的追随与推广,而成了近代佛学思想的主流,并且发扬到香港、大陆及海外。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对回归印度的思潮客观检视,并提出异见,但声音不够大,难与印顺学派抗衡:
批判佛教过于强调印度佛教的“原意”,抛离了中国佛教的历史语境。……中国佛教不应该死守印度佛教的文献传统,而是应该进行独立的思考。中国佛教宗派通常是在某些问题上有著特别的理论嗜好和义学阐释,因此,我们既要从佛教的根本大义出发,分析它们与印度佛教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又要从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出发,揭示这些宗派兴起的理论根源和历史动力。……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我们也要对这股批判之风作出某种反省:一、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有没有改变佛教的根本大义?二、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有没有特定的历史语境?17
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使中国佛教大德祖师们具有极高超的总持智慧……纵观所能看到的全部佛祖经论和印度及其它地区的各派佛教,以如海肚量吸收消化,摄取其精华,契本土之机而抉择组织,灵活诠释发挥。……中国佛教始终以作为历史人物的释迦牟尼为本师,为立教之本,以释迦亲口所宣经教尤是大乘了义经为圭臬,继承了印度大乘成熟期的法统,而更为注重探本溯源于佛陀,与藏传佛教重师、重论的传统形成明显对照。本佛宗经的传统,使中国佛教有众目共睹的真理标准,能不断正本清源,保持佛陀教旨的纯洁性,不被适应某一时域的某个宗派之见所拘制,而直接从释尊教法中获得契理契机的依据,接上佛陀智慧的源头活水。18
回归印度的思潮虽有其时代背景,但是整体而言,印顺学派其方向、态度、抉择及所产生的结果,对佛陀正法的理解与诠释都有极大的偏差,乃至是严重的破坏,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不为真修实证,只作学术研究而在文字表相上钻研,虽看似重视“论典”不重视“大乘经典”,然而不重视大乘经典就不可能真的重视论典,因为真正的论典必乃根据经典而有,更不违背经典或有丝毫矛盾。所以,学术研究少了圣教量与现量的根据与作证,其意识思惟所得,难免犹疑不定或自相矛盾,甚至可能沦为外道法的非量言说。而以这样不如理、不契机的结论,来主导、影响现代佛教的发展,是一种个人的狂妄,也是集体的无知,正如太虚大师所说的佛教之弊在于“人、事”上而不在于“理”,学术研究在不能契入佛法正理的情况下,佛法的传续与复兴,岂可寄托于这种因人因事而导致错误的理论与方向。再来看玄奘菩萨当年是如何“回归”印度取经:
不同学派之间,对于佛教经典各取所需,精彩纷呈固然好,但歧义百出不能统一的局面,对于佛教的发展确实是明显的隐患,作为弘法之雄杰,玄奘自然有结束这一局面以统一佛学教义的强烈使命感。……
玄奘西行求法的动机是求取佛典。对此,玄奘的弟子们习惯直接将其具体化为求取《瑜伽师地论》。《行状》、《慈恩传》都说:“玄奘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辨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19
从佛教言之,玄奘不仅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史上成就最大的学者,同时又是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翻译的经论既多且精,弘扬佛法真义也最为得力……玄奘西行求法归来,通过翻译经典和传授学徒等方面的工作,将当时印度唯识学的最新成果介绍予中土,最终创立了以佛教义学见长的法相唯识宗,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
学界对于玄奘菩萨西行的动机,几乎都要引用这段话: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21
也就是说,玄奘菩萨当时面对国内诸学派“各擅宗涂”之分化,且比对当时流通的经典亦是“隐显有异”的,使当时的学人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困境,而誓愿西行取经。这或由于当时相关经论的汉译不完整,且翻译者的母语背景、学派师承不同,以至于不能窥其全体,更难考其正义。因此,玄奘菩萨下定决心须到印度寻求可能的文献(法源),以楷定正法,解决众疑。就如同另一段所说:
奘桑梓洛阳,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对扬谈说,亦忝为时宗。欲养己修名,岂劣檀越炖煌耶?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案:《大般涅槃经》等大乘经论所开演之佛法宗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案:指菩提留支与勒那摩提共译《十地经论》后,因二人见解不一,遂使地论宗分为南、北二道派。〕。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22(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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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四龙,〈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中国宗教学术网,2011。http://iwr.cass.cn/zjyzx/201101/t20110113_5916.htm
2蓝吉富,〈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世界宗教研究》 1990年第 2期/《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台北:新文丰,1991),页 17。 http://www.china2551.org/Article/fjls/zgfjlszl/200807/7296.html
3龚隽,〈民国时期佛学通史的书写〉,《世界宗教研究》。http://fenke.nmxx.gov.cn/fenke/zhexue/zxjpwz/zxzjx/88899-1.shtml
4陈兵,〈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之反省〉。http://www.lianhua33.com/abc/abc3.htm
5同前注,李四龙,〈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
6周志煌,〈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思想中“回溯原典”之意涵及其实践进路—以太虚、印顺、欧阳竟无之论点为核心的开展〉,中华佛学研究第一期(1997.03),页 157-193。 http://buddhism.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2/chbs_8.htm
7杜忠全,〈印顺法师与民国佛教的两大思想家(中)〉。http://toh.blogkaki.net/viewblog-16329/
8杨惠南,〈“人间佛教”的经典诠释 —是“援儒入佛”或是回归印度?〉, 2000.05,《中华佛学学报》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 buddhism/tb/md/md01-02.htm
9同前注,周志煌,〈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思想中“回溯原典”之意涵及其实践进路〉。
10《妙云集》中编之六《太虚大师年谱》页 266-267——民国 17年 10月 14日,应法国各界请,于东方博物院,讲“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 http://www.mahabodhi.org/files/yinshun/13/yinshun13-13.html
11圣严法师云:“很可惜,他(太虚)在五十九岁便圆寂了,如果他能住世人间更长,尤其是他若能够到台湾弘法十年、二十年,中国佛教的发展会更不一样。……当时如果没有太虚大师的努力和奔走,今天台湾的佛教也不可能复兴,亦即无法从日据时代的日本佛教,复兴为中国佛教。”——讲于 2007年 3月 27日僧伽大学“高僧行谊”课程; 2008年 11月 18日补充采访整理,收录于白满德,《太虚——人生佛教的追寻与实现》代序,法鼓 2008/12/01。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22842
12姚彬,宗教与哲学的两难:《大乘起信论》义理之争的百年回顾与反思。http://www.baohuasi.org/gnews/200779/20077968445.html
13赖贤宗,〈当代台湾如来藏思想的诤议与回应─迈向后释印顺时代的如来藏学〉。http://www.hongshi.org.tw/dissertation.aspx?code=4746C15BD8E13360B09916A513BBC45E
14同前注,李四龙,〈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
15 平实导师,《宗通与说通》第七章/第九节法相唯识宗在佛法中之定位 http://www.foyun.com/xinfa/xiao14-51.htm。另参考:三乘菩提之宗通与说通——法相唯识宗在佛法中之定位(一)(二)(三)。
16同前注,赖贤宗,〈当代台湾如来藏思想的诤议与回应——迈向后释印顺时代的如来藏学〉。
17同前注,李四龙,〈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
18同前注,陈兵,〈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之反省〉。
19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三章 /第二节玄奘西行的历程。 http://www.fjdh.cn/wumin/2013/09/184300289953.html
20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第三章 /第一节玄奘早期行历。 http://www.fjdh.cn/wumin/2013/09/184229289952.html
21《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 1,《大正藏》册 50,页 222,下 2-8。
22《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大正藏》册50,页224,上13-页225,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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